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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羅斯疫情百日親歷:比病毒更可怕的,可能是凋敝的經濟

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 鄧雅蔓 | 北京報道

在留學生武婧雅眼中,近期北京新發地市場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引發的驚慌,和俄羅斯圣彼得堡確診病例每日新增300余例下人們的平靜,形成了反差。

如今,東亞和西歐的疫情勢頭已經逐漸消退,排在全球病例數量前三位的分別是美國、俄羅斯和巴西。54萬多的總確診病例,持續一個月、約一萬例的日增長數量,俄羅斯的疫情不可謂不嚴峻。今年4月,中俄邊境口岸綏芬河告急,俄羅斯輸入病例一度成為中國新增病例的最重要來源。

從3月關閉所有邊境、頒布居家隔離令,到6月逐步解除隔離、恢復正常經濟生活,身處俄羅斯的武婧雅用100多篇日記記錄下了自己在俄羅斯的觀察與思考。

在這三個多月中,俄羅斯的普通民眾經歷了什么?確診病例何以高居全球第二?6月以來俄羅斯全國每日仍有超過8000例確診病例在增長,為何選擇解除“隔離令”?

以下是對武婧雅的日記梳理。

“俄羅斯封鎖邊境那天,我第一次戴上口罩”

一開始,俄羅斯的措施顯得十分強硬果斷。2月20日,俄羅斯宣布禁止中國公民入境,那些回家過春節的中國同學只好暫時擱置學業。3月18日,俄羅斯宣布禁止所有外國公民入境,并在莫斯科郊外修建起叫做“新冠疫情遏制中心”的專門醫院,為接下來可能的爆發做好準備。

此時,俄羅斯國內的感染病例還未破百,一半在莫斯科,圣彼得堡僅有9例。俄羅斯的地廣人稀和政府初期的果斷措施讓我覺得,應該問題不大。

身邊的氛圍也一片祥和,在我居住的圣彼得堡國立大學中國留學生宿舍,舍友們照例該出去玩就出去玩,該看病就看病,還有趁著盧布大跌四處看房準備買房的。

但很快,疫情的發展超乎想象。3月30日,俄羅斯宣布封鎖所有邊境口岸。

那一天,我第一次戴上了口罩。我沒去藥店買口罩,因為知道去了也買不到,早在2月初國內疫情爆發的時候,圣彼得堡的中國留學生成立了支援武漢志愿組織,挨家藥店掃蕩,幾乎把圣彼得堡的口罩都買光捐給武漢了?,F在能買到的口罩大多是中國人囤的貨。

5月開始在俄羅斯地鐵站口售賣的口罩

5月開始在俄羅斯地鐵站口售賣的口罩

最終,我跟一個開奶茶店的中國人買了一包50個一次性醫用口罩,28盧布一個,大約折合人民幣3元一個。我戴上口罩走到街上,心里還覺得沒必要戴口罩的,因為俄羅斯大街上真的人煙稀少,我只是想看看路人的反應。一切正常,沒有人多看我一眼。

超市里的衛生紙和意面貨架也空了,我第一次點外賣,雖然俄羅斯的外賣小哥確實是走路送外賣的,但也沒有想象中那么慢,半小時就到了。外賣員戴了口罩。

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開始禁止50人以上的公共活動。圣彼得堡公布了一個定點醫院名單,市民可以去名單上的醫院免費做新冠病毒檢測。打開新聞,俄羅斯總統普京說已經成功遏制了新冠病毒在俄羅斯的大規模擴散,疫情完全在掌控之中,大家不要相信關于疫情大規模傳播的謠言。

全民帶薪休假的居家隔離生活

3月28日,普京宣布全國帶薪休假一周,并稱將在3個月內戰勝疫情。一周還沒結束,又宣布帶薪休假延長至4月30日,后來一延再延,一直延續到5月12日。

3月底,俄羅斯開始實行居家隔離制度,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才能離開家門:尋求緊急醫療服務;在住宅附近的商店和藥店購物;倒垃圾;在住宅100米范圍內遛狗。

商店、餐飲業、公共活動場所紛紛停止營業。4月12日開始,疫情中心莫斯科開始推行“數字通行證制度”,出行需要在網上申請電子碼。

新聞里的措施是如此,但身邊的感受完全是另一番模樣。盡管新聞上總在寫著因違反隔離制度而進行了多少盧布的罰款,而身邊卻鮮見警察。室友在四月初去郵局取快遞,回來告訴我:“天氣真好,陽光曬在臉上暖融融的,很多人在路邊野餐,還有情侶當街接吻。不過郵局還好,工作人員都戴了口罩,還設了一米線。”

這時,俄羅斯的確診病例已經破萬,單日增長超過一千。

出門回來第三天,室友覺得自己發燒了,害怕得不得了,立刻預約了一個上門新冠病毒檢測。第二天下午五點多,醫生上門來了,穿著防護服,背著小藥箱。她給室友測了體溫、聽診、測血氧,溫柔地告訴她:“一切正常,不要緊張,你的狀態非常好,也沒有發燒。”

然后,醫生讓室友張開嘴,用一個小木片在她嘴里掛了一下,打開裝試劑的小塑料瓶,在里面蘸了蘸,然后在瓶上寫了姓名,把小瓶裝回了塑料袋,塑料袋里有大概十幾個三角形小塑料瓶,最后填表登記。全部過程花了大概20分鐘,花費了8000盧布。

由于檢測人數過多,檢測結果一周之后才出來。幸好,是陰性。

隨著俄羅斯的確診病例數過萬,我每天一邊刷著直線增長的病例數據,一邊看著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新聞。確診病人從醫院出逃,警衛追不上,然后“下落不明”,這樣的新聞我起碼看到過5次。宗教儀式與政府管理之間的矛盾也令人無奈:喀山大教堂的信眾排隊親吻圣物,而在市政府下令關閉教堂時,圣彼得堡東正教教會還打算把政府告上法庭,稱政府的規定違背了憲法里“宗教信仰自由”原則。

4月30日,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確診感染。“尊敬的總統先生晚上好,我的新冠檢測結果呈陽性。”在和普京的連線會議上,米舒斯京對著電視宣布了這個消息。只見普京面色陰沉,嘆一口氣,用筆在面前做記錄的紙上使勁畫了個圈圈。

所有這些新聞帶給我的唯一念頭就是:堅決不能走出宿舍門。

比病毒更可怕的,可能是長期凋敝的經濟

5月3日起,俄羅斯的日增長確診病例持續過萬。地鐵站的自動售賣機開始出售醫用口罩和一次性手套,口罩和手套成了每個人的常備物資。

中國駐俄大使館開始給留學生發健康包,不住在宿舍的學生的健康包郵寄到自提點。我陪室友去附近的自提點——一家中餐館取健康包,中餐館已經暫停營業了,門口擺了張桌子登記發放。健康包里有兩個N95口罩、20個一次性醫用口罩、一包消毒濕巾和兩盒連花清瘟膠囊。

疫情對于經濟的影響開始凸顯出來。我身邊有兩位打工的朋友失業了。一位是我的語言預科班上的中國同學,他在一家中餐館打工,而中餐館隨著大批回國過春節的中國留學生滯留在國內而倒閉了。另一位是一個白俄羅斯朋友,他剛剛辭掉送快遞的工作,打算去餐館當廚師,實習已經通過了,但一夜之間餐館全部停止營業,他只好又去超市送外賣。

在普京5月發表的一個多小時的電視講話中,只有幾句話涉及讓大家對自己和他人負責,呼吁大家待在家里,其余內容都是在講各種補助措施,比如享有福利的人,福利自動延期,失業金提高到最低工資標準,暫停企業破產懲罰金之類。

有人在路邊支起帳篷為疫情期間經濟困難的人提供免費食物,大規模人群聚集,導致被拘捕。我想,對于俄羅斯來說,比病毒更可怕的,可能是長期凋敝的經濟。

生活需要重啟。既然不可能徹底關住大家,那再這么繼續耗下去已經沒有必要了。再不恢復生產,恐怕人們的生活將難以為繼。

但抗疫仿佛已經陷入了僵局,截至6月中旬,俄羅斯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仍穩定在日增8000例左右。

人們慢慢習慣了數據每天的平穩增長,卻仿佛已經忘記了病毒的存在。打開電視,每個臺的右上角都提醒著“待在家里”“保護自己”,普京在一場又一場視頻會議中講話:“情況依然嚴峻,請大家不要掉以輕心”;換個臺新聞在播報衛星地圖顯示的當日隔離指數:“大街上有很多人”;再換一個臺,嘉賓們在節目中爭吵,到底有沒有必要居家隔離;下一個臺,娛樂節目里人們歡歌笑語。

 

“病毒來了,治就是了”

6月初,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生活開始重啟,自我隔離制度取消了。三個月以來我第一次走進市中心,涅瓦大街上的年輕人換了夏裝,比三個月前更加生氣勃勃,街頭藝人的吉他和手風琴依然悠揚。

冬宮廣場上聽歌手唱歌的人們

冬宮廣場上聽歌手唱歌的人們

街頭幾乎沒有人戴口罩,即使戴,也大多是掛在下巴上,只有我和室友兩個中國人,嚴嚴實實地戴著口罩和手套,像是從哪兒穿越過來的。部分商店開了門,ZARA門口拍著長隊,每次只能往店里放三五個人。麥當勞和漢堡王在營業,但不能進店,只能在門口的小桌前點餐。走進化妝品店,店員先示意,要用門口桌上的消毒液給手消毒才能進店。大型超市里反復播放著“請大家使用個人防護用具,佩戴口罩,自覺保持距離”的廣播。

即便在地鐵里,戴口罩的比例也不是很高

即便在地鐵里,戴口罩的比例也不是很高

改變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,人們習慣了網課和遠程辦公,習慣了一米線,習慣了在店門口點餐,習慣了隨身揣著口罩和手套,在要求佩戴的地方戴上,也習慣了電視里廣播里每天播報的病例數據。 

喀山大教堂在地上為人們畫了距離線

喀山大教堂在地上為人們畫了距離線

人們與病毒共存在這個國度,也許哪天病毒降臨到自己身上,那——治就是了。這也慢慢成了我現在對待病毒的態度。

6月19日,我在上網課時,得知我的大學老師和她的老公被確診了新冠肺炎。我聽了心里一沉,她卻好像并不太擔心。

“還是少出去溜達吧。”上網課時,她笑著對我們說。我笑不出來,很嚴肅地問老師:不看醫生嗎,她說醫生說給她打電話,但是一直沒打。

“不吃藥嗎?”我問老師。

“吃藥沒效果,我老公說還是果汁管用。”老師回答。

俄羅斯人對于新冠肺炎或者說“死亡”的無畏和達觀令我印象深刻。在3個多月的居家隔離期間,我沒有在媒體上看到過醫療資源飽和、病人無處收治的消息,反而見到了因酗酒導致的死亡率飆升的新聞。

看著街頭的人流量似乎要超過了疫情發生前,我有些心驚肉跳。

6月11日,我在俄羅斯當地的媒體報道中看到一則消息:莫斯科大規模的免費普測顯示,17.4%的居民已具有新冠病毒抗體。

責編 | 呂江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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